伯格曼的“医学思想史”

　　人的尊严就在于能够对我们看似前后矛盾的命运逻辑进行反复质疑。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是现代电影艺术的大师级人物，其实，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尤擅于解剖人性与苦痛，展示心灵深处的矛盾和困顿，他对于生命、疾苦、死亡的透视，对人性中的幽闭、哀伤、恐惧、孤独的感悟与体察，对人际交往中的残酷与逃避、冷漠与温情、无力感与救赎的理解及艺术表现远在许多空头医学哲学家之上。他用他的天才洞察力和灵性的镜头为我们写下了一页鲜活的“医学思想史”。

　　在伯格曼的导演生涯中，1957年是他的医学电影年，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七封印》，筹拍了《野草莓》，这两部直击生死命运与医学职业母题的影片，加上1972年拍摄的病患与死亡体验的《呼喊与细语》，构成他关于医学与生命真谛追问的三部重要影片。

　　也许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第七封印》。“第七封印”语出圣经启示录，是指激烈的灾难和死亡审判。但如果一个人在告别人世之前要看一部电影的话，那么最好选择《第七封印》。它向世人明示了人生的最后哲思：一个人怎样做到向死而生，怎样虽死犹生。影片透过理想主义的骑士布罗克以及他的同伴在瘟疫蔓延的欧洲大陆上的漂泊生涯，向观众展示了死神面前不同的人生姿态。故事发生在中世纪，一名十字军骑士带着侍从东征返回，在途中他遇到了死神的化身。

　　当时正值欧洲大瘟疫肆虐，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内心充满了需要时间才能解开的疑问：生命的意义何在?死亡的本质是什么?伯格曼将死亡拟人化成死神，透过死神追逐网罗人们，让不同的人与死神相遇。骑士决定和死神赌一盘棋，如果他输了，就让死神带走。棋局断断续续地进行，骑士也在继续着自己的旅程。途中的所见所闻让他渐渐明白真理就是人世间的幸福，拯救他们的不是上帝的法力，而是人类孕育生命，相亲相爱。然而就在此时，死神追上了他，要求和他下完棋局。结果骑士输了。第二天，流浪者看见死神把骑士带走了。

　　在伯格曼眼里，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苦难，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沉默。我们被上帝抛弃了，瘟疫流行时最能体味到这种弃儿般的绝望。此时此刻，人们最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信仰。因此，尼采的“上帝已死”说，萨特的“上帝并不存在”说都强化了伯格曼的直觉。他用电影语言转达哲人的睿智，《第七封印》展现的是他内心与时代所遭遇的巨大的价值(信仰)危机，他和他影片中的主人公都被抛向一种可怕的孤绝之境。

　　出路不是新的上帝出现，而是黑暗中的质疑，伯格曼在电影手记中写道：“人的尊严就在于能够对我们看似前后矛盾的命运逻辑进行反复的质疑。”

　　这份精神气质无疑要烙上他生活的印记，他早年生活在一个危机四起，没有爱的家庭里，令伯格曼养成对于灾难近乎病态的惊惶。离家后，遭遇太多的“爱情”(五次婚姻，与女主角的数段情史)，情途上可谓颠沛流离，是欢娱，更是囚困和伤害。他还长期为各种病痛所折磨，重症肺炎，青霉素中毒，严重的失眠症，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敏感、懊恼、狂躁无时不在困扰着他的心志，也幻化成像，为他的电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爱情与疾病使他成为一个身心俱伤的“病人”，他又把这份“病态”的咀嚼镶嵌在他的电影角色里，塑造了一系列带有极强隐喻色彩的“病人”角色。《犹在镜中》里的精神分裂症，《沉默》里的严重肺病，《呼喊与细语》里的垂死、自残，《秋日奏鸣曲》的语障、瘫痪，此外，《面孔》、《面对面》、《假面》、《芬尼和亚历山大》中都出现了人格分裂的角色。拍片时，他喜欢的面部特写都刻意表现人物的痛苦、扭曲，变形的“肌肉风暴”，撕心裂肺的呼喊和哀号，仿佛来自地狱。诉说着人类肉体与情感的双重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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